今年年初，出于机缘巧合，我又想起来沈从文这个人。于是，我当时就到zlibrary上面扒了几本沈从文的作品来，主要是一些小说和文论，打算找一些良辰吉日来看。但是在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良辰吉日几乎就是不存在，故这些东西仍然堆在文件夹的深处，都没有打开过。唯一的例外是在五月初的时候，我翻了一下《湘行散记》。
这个文件是由《湘行书简》和原本的《湘行散记》拼起来的，加在一起也没多长，印出来大概就是本小册子。缘起是沈从文有一次坐船回老家，因为他的妈妈生病了。他是坐船从下游往上游去，由桃源至辰溪，行经水路目测约四百里，坐船上行，花了六天。中间除了必要的虚掷时光以外，沈从文还给张兆和写了很多信。这些信在他们夫妻去世以后结集出版，叫做《湘行书简》；后来沈从文回到城市里以后，又就这段经历的见闻写了几篇散文，结集叫《湘行散记》。
题外话——一些地理常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文件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其实是中国地理的教学。我是北方人，又欠缺中学地理教育，所以对于湖南很不了解。比如说，我之前没有意识到洞庭湖就在湖南，而沅江就是汇入洞庭湖的。实际上，长江、沅江、资江、澧水和湘江的水体通过洞庭湖来联通。因此，围绕着洞庭湖就产生很多交通要道。长株潭都市圈盘踞湘江；岳阳坐在长江；常德坐在沅水。从洞庭湖往西向沅水上游，经汉寿，到常德（武陵）。过市区，可到桃源县。再往西南溯沅江可达湘西的辰溪。从辰溪向西走可以到达黔东的铜仁，长期以来，由于辰溪的缘故，那里总是一个文明世界在西南山区的枢纽。
这里有两个有趣的事情，一个是我从前不知道汉寿居然夹在桃源和洞庭湖之间。其实这本来也没什么值得吃惊的，但是我以前本来天真地以为，汉寿这地方虽不知道在哪里，但想必是四战之地，不然怎么会把威猛的关公封到那里去呢？结果这地方这么和平，而且关羽一辈子都没怎么到过汉寿。另外一个事情是我在地图上看到桃源居然有好几个回族维吾尔族乡。事实上，这些维吾尔人来头可不简单。我听说他们最早是吐鲁番（高昌）的回鹘，结果先投奔成吉思汗，后来又投奔朱元璋。最后朱元璋把他们封到常德。到了民国，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回鹘，只说是回族，因为信真主的缘故。从高昌到桃源，这乱世中结结实实的八千里路，不知道是有多少的云和月。
说回沅水。湘西这个地方，从谷歌地图上往下看，就是一片郁郁苍苍的小山，由于日光不均匀的缘故，似乎总是有些浅绿色的草地杂在深绿色的林地里面，好像土地公头上剃得很蹩脚。有些山沟沟里就有水，并且水非常霸道，把它的触角伸到许多地方，形成毛细血管一般的水网。人被夹在山跟水之间，搞一些星星点点的小房子，小梯田，还有扭来扭去的小土路，黄土飞扬。这些小土路不是主角，水才是。有水流下来的地方总有些人过去，人总是跟水反着走的。人从沅水走进一个岔岔，一般都叫做某某溪，辰溪就是这样的一条溪。可是辰溪还是太大了，它一路从贵州过来，在麻阳县吃掉了尧里河跟锦江。其他一些小溪，像岩门溪，才有十来公里长，再往上就是更细密的支流了。像这些溪们快要流进沅水的时候，岸边总是热闹的，有一片一片的黄土的坪，盖上房子，也种果树庄稼，也来往生意。再往山中溯，人烟就越来越稀少。偶有些小村子，十数顶屋，很不容易地挤在水边的一个小坪上面。我听说太元年间，某位不存在的武陵渔夫就是沿着这某一条沅水的支流向上摇橹，摇出个一千六百多年的梦。
沈从文的桃花源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当然，读这样的作品，居然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地理学，这也许是一种文化上的罪行。所以我也说一下这些文字打在我身上产生的回声。首先我来大胆猜测一番这本书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我还没有读过作者最著名的《边城》（但对于它的种种信息在高中语文课上知道得不少）。我听说它是和《湘行散记》同一时间写的。二者显然有联系。我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沈从文思想转变的标记。
一开始，在他年轻时候，甚至是他在湘军的时候，看到的也许只是沅江。但他到广阔天地里面走了一遭，特别是在北京——北京是一个人性聚集起来形成景观的地方，敏感的人在北京总能找到一个时机，一眼望尽数千万人的彷徨。民国时候是这样，至今仍然如此。于是他看到很多不是沅江，不属于湘西，不属于他的经验的东西。或者说，他看到了湘西生活的反面。我怀疑由此才使得沈从文开始产生一种对于湘西的反面的意识，然后才能从这种意识中发现“湘西性”的存在，才能对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湘西”展开认识。如果说一个没有离开过沅江生活的沈从文只能回答“什么是湘西”的话，那么这个写作《边城》、《湘行散记》和《长河》的沈从文实际上在回答或者说在宣扬的是“湘西是什么”。
当然，对于沈从文或者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形成一种认识是一回事，将这样一种认识置于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沈从文做了这样一种“湘西性”的代言人，做了这样一位“水边的抒情诗人”（汪曾祺语），我感到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沈从文在前一个阶段的创作上的成功，可能促进他决心图一个标志性的地位。他写家信时仍得意洋洋，不忘记对此渲染一番：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随后沈从文列举了一些作品，希望张兆和能够帮他选一选，整理成册来出版，必定可以大获成功。无论如何，对于自认为是作家的人来讲，书卖得出去，文学上就有追求，愿意发一个宏愿来当做工作的目标。他所列举作品的主题似乎较为分散，但其中除了无关的，也有许多提到“异族青年的恋爱”或者“乡村的平凡人物”。故这个写作上的转变可以很平滑。
其二，沈从文去乡十八年，这次再回来发现他的湘西正在消逝。他仍能看到他印象中的、给他安全感的旧湘西，也能看到由中原浸染而不断变化的新湘西。武陵太守已经携现代性之邪火冲入了他的桃花源。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塑造一个湘西性的理型，一个当代的桃花源，借此机会把他所注重，而湘西、中国已经近乎失去的东西，重新注入年轻人的灵魂。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长河》题记）
故在这样一个想法之下，产生了一次对于“湘西性”的主动开采，即《湘行散记》；和一次对它的提炼及铸造，即《边城》。
（又过了一些年，沈从文考虑了一个关于“湘西性的毁灭”的计划，这就是上面引文所来自的《长河》。出于种种原因，这书只写了一点点：本应是一部百科全书一般的长篇，实际出版的只有一百来页。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写作《长河》时沈从文已随联大撤到昆明去了，若他能把这书照着目的写完，那么将是极其富有意义的工作，也可让刘文典对他尊重些，不会说他连四毛钱工资也配不上。刘文典先生固然懂得庄子，但是庄子并不懂得刘文典。从这点说，刘似乎没有嘲讽同鲜活社会互相影响的作家的理由。）
中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对于我这个时代错位的读者来说，由于生活环境的异质已经远远超出了作者对于最为冥顽不灵的城市读者的期望，那么我对于湘西性的认识恐怕也比他所预期的要差一些，尤其是在对于物质生活和人的具体行为的理解上，可以说是全然一抹黑。
虽然，我对于湘西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前置的理解。一个是屈原写的《橘颂》。其中说：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基本上这些橘子就是沅水辰水一带的橘子。它们有什么特点呢？屈原夸赞它们朴素，顽固，有生命力。橘子终比不得那些沅茞澧兰，它只是个水泡泡的果子。但是它的确非常顽固，虽天子命，亦不挪窝。它的确有很大的生命力，终年浓翠，绿叶丹实，烂漫照眼。屈原虽然出身高贵，随手都是写些香草美人，但他所歌颂的是一种农民的品德。
第二个是《桃花源记》。沅水上有个县，就叫桃源县。桃花源的故事是很有名的，桃源县因此引来很多风流雅士，振兴了当地的旅游业。特别是那里的妓女，据沈从文的说法，比其他地方更多，年龄的跨度更大。
渔人邂逅桃花源的时代无疑不太适合人类生存。北方杀得血流成河，南方大部还乌烟瘴气，并且在朝堂上仍然勾心斗角。北方的大片农业区完全坞堡化，但求耕战自保，不求交往流动。大军一过，还要闭眼咬牙，战战兢兢。那没能躲在坞堡里的，都在这样那样的地狱行军中被折磨致死。于是自然的，一定有许多庄园主带着家族和农奴来到山里面躲起来，对于陶渊明而言，这种事情简直再熟悉不过了。当然，陶渊明给了他的桃花源一个“避秦时乱”的设定，但是我估计这还是脱胎于他的当代见闻。这个陶侃的后人厌恶战争，厌恶那个人吃人的时代，他又何尝不想来到山里面躲起来呢？这样的话，湘西黔东这一代是个好的去处。回想这里的地理：在东至武陵，西临南广，南抵牂牁，北达长江的区域里面，是群山、雾气和森林的地盘。西汉以来，天子也不能统治这里；即使是现在，在这个区域里也没有太多人口。中原文明从常德府这扇大门进入沅水流域，一下就撞上险峻的山壁，凶险的滩涂，可疑的丛林。只需要看看民国时期的沈从文怎样沿沅水上溯，就知道来自平原的力量要想进入这里，将要面临多么艰难的处境：
因为河面太宽，小漕河水过浅，小船缆绳不长不能拉纤，必须尽手足之力用篙撑上，我的小船一连上了五次皆被急流冲下。船头全是水。到后想把船从对河另一处大漕走去、漂流过河时从白浪中钻出钻进，篷上也沾了水……问水手是甚么滩，方知道这滩名“骂娘滩”。
布罗代尔说，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又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文明在山区是一种不可靠的价值。这不是贬损，我倒觉得在很多时候这是一种称赞。因为文明世界里，人更脆弱，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牢固。相对于山区，在平原上有些高度抽象的社会关系，例如君为臣纲一类，比人本身更贴近生活的底层逻辑；**文明强加的一切束缚和统治，一切赋税，徭役，兵役，在山区不再压在人们头上。**在山区里的人更加自由。
因此，在平原世界受困于金戈铁马的伟大历史的时候，在瘟疫、饥荒和暴政孕育低地跟城市的荣光的时候，山区就成了弱者的天堂。仁者乐山。当然，在山区也很难积累太多财富，或者利用文明的力量完成建功立业的梦想。山区也永远受到贫穷和愚昧的诅咒。但是山区就是山区，**它接纳朴实、粗粝、不愿被统治束缚的人。**这就是桃花源存在的意义。这也是我对于湘西这个地方的前置理解。由此，可生发出各种品德，各种性格，各种独特而难忘的人和事。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我的前置的理解有许多的例子。比如我总感觉辰河沿岸，虽然是民国时期的吧，好像比我所了解的鲁西南的农村里面的气氛更加粗野爽朗一些。
每当采摘橘子时，沿河小小船埠边，随处可见这种生产品的堆积，恰如一堆堆火焰。在橘园旁边临河官路上，陌生人过路，看到这种情形，将不免眼馋口馋，或随口问讯：“嗳，你们那橘子卖不卖？”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大总统来出钱也不卖。”
“嘿，宝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卖！”
古人说“入境问俗”，若知道“不卖”和“不许吃”是两回事，那你听说不卖以后，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
陌生人若系初到这个地方，见交涉办不好，不免失望走去。主人从口音上和背影上看出那是个外乡人，知道那么说可不成，必带点好事神气，很快乐的叫住外乡人，似乎两人话还未说完，要他回来说清楚了再走。
“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
这是记载在《长河》里面的。这哪里是我父辈记忆中的中国农民？瞧那坐在树桠上的好事神气，倒像是佩莱格林-图克在跟一个路过霍比屯的矮人喊话。
还有一个事情我有些印象，是在《湘行散记》里面，沈从文遇到一个水手叫做牛保。牛保和一处码头吊脚楼上的“宽脸大奶子妇人”相好。有一天早上，牛保在路上走，要去找他的妇人。沈从文向他喊：牛保，牛保，你玩得好！牛保就转身，很不好意思地和沈从文交谈，从吊脚楼回来以后，还要把随身带的一包核桃送给他。沈从文，这个在北平学坏了的文人，居然以为是要花钱买，但水手显然并不准备收他的钱。他便给了那水手几个烟台大苹果，水手于是拿回去送给妇人，高高兴兴的，因为又要同她多了一阵甜蜜的时间。
（劳动人民同知识分子相处的时候，常常由于知识、见识和地位的差距而怯怯的，制造一层小心翼翼的隔膜，就像闰土见迅哥儿一般。但是这万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可以这等隔膜而优越了：如果卖力气的那一位主动把这一层膜揭开，那么反而是戴金丝眼镜的那一位容易因为自己的造作或促狭而感到又惭愧，又不适应。就连鲁迅也让黄包车夫榨出过皮袍下的“小”来。这亦不是知识分子的错，他只是久在樊笼里，容易忘记自然的风气。）
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我还留意到，沅水不等于湘西。沅水是一条能通航的河流（虽然条件较艰难，需要纤夫一直帮忙），辰河能从辰溪县一路捅穿湘黔边界到铜仁去。湘西或许还能说是完全的山区吧，但具体到沅水、辰河这些沿岸地带，不稍微沿支流深入一下的话，至少按民国的情况，几乎是相当于大道通衢了。沿着河往下放木排的，走商船往下运各种朱砂水银等黔东特产的，向上运些布匹油盐，洋广杂货的，什么都有，沿岸的码头也全是“吃四方饭的娘们儿”，可以说这儿不缺人来人往。于是，充当了一个山区开向平原的窗口。在这个窗口之中，随着物质溜进来的，还有现代性的精神。且不说现代性的诸般好赖，单是这社会逻辑的动荡带来的秩序转变，就够大家喝一壶的。
固然现代性的物质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解放。来往的商业养活了水手、纤夫、造船的、编竹缆的，以至于临近的各种渔樵。一下子多了好些活路，什么做矿工、当兵、进学堂之类。有些仍然保有湘西品德的人，喝了商业的油汤，在沈从文所成长的那个年代，得以
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同水鸟……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然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不过是一时顶多二三十年之内的幻影罢了。沈从文也很清楚了，
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就在沈从文叙述中一伙乡下人“放射、分解”的当儿，走进来个跛子什长，他在江西打过红军，给打碎了一个腿，复员回来，借这个伤兵什长的身份，发大烟财。这是个兵油子，很轻浮，有种种毛病。这种人是现代性建立过程中的附属设施，这些兵油子，二流子，爱钱的，爱权的青年，必然要走上台面，因为他们通常是由旧秩序转向新秩序的无下限乱世中获益最多的人，就像俄罗斯的寡头一样。沈从文对于新的秩序其实并不反感，他形容这个跛子什长是溃烂乡村灵魂的坏疽，然而他又憧憬坏疽造成的烂肉落下而使得社会的伤口完成愈合的那一天。
归根结底，沈从文所看到的湘西性的消逝，其实并不是现代文明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在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由于难以调和种种文化遗产、包袱而造成的内部混乱。这不单是湘西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现代化带来了空前强大的统治潜力和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怎么利用，怎么分配，都是很大的问题，势必无法让所有人乖乖列队一起有序平滑地奔向四化的。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那些来自先发者对现代性的指责，什么资本主义什么单向度什么异化一类，其实远远的还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呢。
若指望湘西的品格能够为中国的问题指明一条出路，这大概并不太现实。沈从文心目中那个完美的湘西也不能挽救这个真实的幻灭的湘西。然而若是换个说法，说是沈从文指望湘西的品格能够为中国的问题寻一条出路，那么他的愿望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实现了。他从辰河上赛龙舟的年轻人那里，看到的那一股来自自然，来自山区的荒蛮，远离帝制染缸之毒害，发源于未受统治的灵魂的力量——
我们用甚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
或许可以和一百公里以外韶山冲的一位青年，以及他的无数同仁们产生共鸣。
题外话——一些评论
我一开始完全没想到这篇文章如此的长。我大概是5月27日左右开始写的，那时说实话我对于《湘行散记》的内容已基本忘光了。我最初只打算写一千字的，但是光地理部分就已经刹不住车，并且我还花了一个晚上来看湘西许多行政区域的百科，感到很有兴致。于是我渐渐意识到我可以对于湘西做一些评论了，就慢慢从28号写到了今天（6.2凌晨）。
我现在虽然放假，但是最近日常工作不幸任务不轻，因此这文章是每天晚上到凌晨间挤出来的，一方面出于初读沈从文的兴趣，一方面也出于对博客日渐荒废的担心。故中间可能有许多前后不清、上下不接、左右不分之处，包括写完之后发现整个思路亦有许多可疑地方，但并没关系，只要我自己写得爽了就行。
沈从文的文字的确是很有一套，遣词造句中常有惊鸿一瞥，一下就打中我的眼睛。而且整个节奏，无论是书信，散文，还是近乎于纯虚构的内容，都把握得非常从容，好像由于对于文字吸引力的自信，从不担心会显得全文节奏拖沓一样，当然这也是事实。其实大家都吹捧沈从文的遣词造句，我倒觉得这不算最难的，相比之下文章推进的节奏对我来说更加难以掌握，在这方面，还是应该多学习一下沈从文。这里节奏不特指叙事或描写，而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文章，包括学术的文章。
最后，近一个半月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本来都想要评论一番，甚至有几个都打了草稿，但是都没有时间和意愿来完成，最后本篇变成了一个和键政毫无关系的读后感，我觉得这也挺好笑的。不过，倒是体现了我内心真正的偏好。
PS 评论区有一个对话，我注意到在某些手机上没办法看清楚。附在下面。
@Coldison: 沈从文的好处在于，这里的湘西性不仅仅相对于现代性，还超脱于传统价值，我们能够看到地理因素，时局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但是却难看到传统的价值。这一面是其出生行伍的原因，另一面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或者湘西确实是不沐王化，罔顾圣贤。
@Miralem: 是的。我倾向于认为就是因为湘西本身不沐王化。我之前看到说北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民直到18世纪仍不交税，黎巴嫩山区和比利牛斯山区自古以来罔顾圣贤，藏着各种异教徒，无论是击剑教还是和平教都难以有效控制他们。这就是山区的特色。
传统价值其实就是上一个时代的平原文明的价值，旧时代统治所难以覆盖的地方就不受它的桎梏。我之前看迟子建写的东西，感觉东百的渔猎部落民/汉人杂居地区也有这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