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较小的时候，曾经由父母带着上丽江去旅游。那几乎是我第一或者第二回出去旅游。大概是二年级。

那个时候丽江是一个好地方。不是宰客之都。不是约炮之都。那时候自助游对于住在北京三环以外的蛮荒中的我来说，还是新鲜事。拿着大黄本和长枪短炮的中年人和抱着吉他的文艺青年正坐在吉普车和火车里头从昆明向丽江去。那时候中甸刚刚改名叫香格里拉，从那儿能看见湿地里的野草随风摇晃，雪山在它们身后一直延伸到远方去。丽江的石板路上落着松针，有钱的年轻夫妇买下当地人的房子，在里头摆上书架，开辟客房，把烟、酒、茶搬进来，再养上几条狗。

而我那个时候刚学会怎么计算鸡兔同笼的问题。很遗憾，我听说我国一些明星们至今都不会解这种问题。

我们住在一家叫“人和春天”的客栈。说是夫妇开的，但是我一般只能见到他们养的两只狗。基于体型的自然规律，我怕那只大狗，而小狗怕我；可是大狗又怕小狗。

这儿有一个网页 http://www.ynhouse.com/news/view-95120-2.html 提到它的来历。说是07年元旦开的，我们去的时候，它没开张多久。现在它似乎还存在着，我有点儿想回去看看了。

我的父母特别喜欢到处欣赏那些地方政府用来抽游客油水的大型文艺表演。他们可能是觉得纳西古乐也算是其中之一，所以就带着我去了。我们在一个木建的大院里听，坐在半开放的大堂里，凉快的风在糙木长凳之间游荡。房梁上是一串遗像，都是老艺术家，乐团里的前辈。我印象中那里坐的满满当当，和知乎上说的完全不同。

宣科就在那儿报幕。那时候外国人已经进入丽江，所以似乎他也用了英语；我后来知道他的父亲是第一个讲英语的纳西族人。他很老了，但长期的牢狱生活和斗争的冲击也没让他显得比他的年龄更老。他是这支乐队的组织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从他的书里知道他在群众运动里受了一些伤害，被迫像个笑话一般地给他的孩子取名叫“6斤”，但是他在丽江的中学当老师、写校歌，退休之后又一直做他的民间音乐研究和收集的事情。纳西古乐也许只是一种平凡的洞经音乐，没有宣科吹嘘的千年古曲或是李隆基作曲的成分，但是它毕竟上欧美转了一圈，收割了一波猎奇的粉丝和实打实的钱财，而且让这些一生游走在云南乡村之间的老艺人们在晚年过得不错。我还是挺喜欢这个人的。而且他本人也确实在乐团里演出。我听说到今年他已经是那里头最年长的人了，似乎离上房梁已经不远；也因此我更有理由回忆起他来。

他们演奏了很多曲子，我一首也没听进去。等到演出结束后，宣科就出来卖书。我妈听得不明觉厉，就买了一本。照着她的指示，我就拿着书去后台，对宣科说：

“宣爷爷，我叫（此处和谐），您能给我签个名吗？”

他问了我的年级，还问了我数学怎么样。我说还不错。于是他一再向我强调——数学重要。最后在书的扉页写下了：

“数学重要。宣科”

我当时很惊讶，没有想到他见到小孩儿的第一反应是问数学成绩。后来我妈还对此颇有感叹，表示又增进了一分对宣科其人的敬佩。

我们再没有别的接触了。但是最近我在网易云听到纳西古乐，就想起他来，还想起第一次去云南的六七天时光。我在虎跳峡边上往下看，对着在岩石上咆哮的金沙江发抖的日子，至今已经十年了。人皆知时间不能倒流，但说真的——从前的，被某位作家叫做“从前慢”的日子里，一个人所能接触的社会文化，大抵可以说成是某种绝热不变量；而到了现在，是绝不可能的了。我可以回丽江，丽江却再也回不去了，我想回去的，又何尝是我能回去的那个丽江呢？只是我一去不回的童年罢了。

我在北京待着，深深感到一切都同质化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正在消失。我算不上山东人，也算不上北京人。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地方，我只待过一个月。世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刷新，正像巨浪，不断地增长，而海面上本来各不相同、各不相关的涟漪，相形之下，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区别。这种趋势不一定是坏事，它让那些成长在这环境里，以其为理所当然的人感到心神激荡，仿佛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在极大的激情当中为人类向各个方向开疆拓土；而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要么在和高节奏的社会变化的对抗中心力交瘁，要么麻木地生活着，然后某一天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无所适从。

然而每一位新时代的弄潮儿都必将面临一种新的乡愁。比之他们的祖辈，这更加残酷，因为他们将永远不能回到他的故乡中去了。这些新时代的人没有，或很少有基于地理意义的文化归属感，但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异质性来自于时间——每一代人的流行文化都是，或者都将会是快速枯萎、不可重复的。是的，一般人们都能学着接受乃至习惯这种迅速刷新的事情，但是当适当的刺激出现，这种乡愁还是会无可救药地占据人们的心。怀念北岛、怀念红白机、怀念古老的操作系统——所有这些，都与从前人们对某个地域的情感有某种相似之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把它们当做是值得思念，却又不一定乐于返回的精神家园，而像我这种未曾经历过的，则对它们充满了异域的好奇。

所以我看到的丽江并不一定是许多其他人看到的丽江。我的丽江已经死了，再也不能复生，正如我的北京、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