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25）下午踢了个球，完事了上同学家吃饭，他室友里面有个喜欢健身的，当时开着电视，我们就一边看全运会女子76公斤级举重，一边吃汉堡。然后就觉得，周六的晚上，天气不错，应该多说点话，回来以后，看见网上有些人，都是90后，在回忆00年代，我就想，我也该记录一下我的童年，把这些话讲出来。童年这东西，就相当于早上太阳出来那时候的雾气，起床之后不注意，到中午一不留神，就散掉了。
我是2001年出生的，我这一年出生的人有许多的标签，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中国足球水平最差的一代人”。我逢人便说这件事（但一般不说这个标签是我自己总结的）。以后，万一我踢球的时候，遭到队友的贬斥，我就要昂起胸来，理直气壮地提醒他，他的爷爷是2001年出生的，自有拉胯的理由。
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2003年。那时候我们的房子在一栋板楼里。面积不大，回想起来，大约是五六十平，有一个小客厅，吃饭时摆开一张可折叠的圆桌，大人们再坐上椅子，就稍微有点逼仄。卫生间不大，地面瓷砖上总有干不了的积水，映着灯泡照射的健康的明光，又晴朗又辉煌。
有一间卧室，我父母睡一边，我自己有张带栏杆的小床，睡另一边。墙上贴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台小电视。卧室头上是阳台，白瓷砖的窗台，晾衣绳，推起来永远生涩的纱窗，或许还有几盆蔫不拉几的植物，我记不太清了。还有个次卧，能容一床一柜。没有开窗，似乎有一盏黄的灯泡，但它与其说是带来了一点光，不如说是制造了一种昏暗的感受。我姑姑住在这里，她那时从村里过来，帮我妈带一带我。我挺喜欢我姑姑，她长得有点像机器猫里面的静香，眼睛很大，一闪一闪的。那时她仍然很年轻，大概比我现在还要年轻，但我把她当做是和我父母一样的长辈。不过，我的父母那时也很年轻。那时候好像每个人都很年轻，连地上的小广告都很年轻。
有时在周末的白天，我妈和我一同待在家里，她有一张红色的小被子，有白色的印花，就像沾了白糖的凉拌西红柿。中午过后，我妈抱着我，我缩在被子里，我妈迎着纱窗里吹来的阳光轻轻地晃悠。晚上要睡觉了，我妈给我哼哼，风儿轻，月儿明，树叶儿遮窗棂。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到了几年后我回东北老家的日子里，当时姥姥家还没从平房搬出去，我们睡在一张大炕上，头冲着纱窗，夜空如同群山的倒模，在星星之中起伏，从上面流下干冰一样的月光。我的小床很局促，但是一想到未来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我就睡得越来越空旷。
那年非典来了，街上有点萧瑟。我姑姑领着我，从家里往东走，一路上除了菜市场有点声响之外，见不到什么人。我好像认字了，但是偶尔还读不全路边的招牌。后来开春以后非典就走了，那时候北京的春天还是灰黄色的，街道两旁的大树都乱糟糟，摩托车在路上横冲直撞，出租车的窗户要靠手摇。世界很新鲜，很漂亮，带着一层鹅黄的滤镜，不像是褪了色的生活，像是要发新芽的颜色。年轻的父母们聚在一起又聊又笑，三四岁的小屁孩绕着几棵树又跑又跳。秋天，很大很黄的叶子落在地上，我取得叶柄，跟别人交在一起对着扯，看谁的叶柄先断。后来我又捡到一根铁丝，我把它穿到我的叶柄里面。我大获全胜。
我上了幼儿园。上托班那一年，我们的课桌椅是蓝色的，很好看，只是漆刷得不匀，而且有点硌屁股。老师拿录音机给我们放故事，年轻人掉斧子，阿凡提打巴依老爷，渔夫啊，金鱼啊，公主魔鬼啊。我怕听见人死，每次坏人要死了，我就牢牢看着窗外的树枝，看鸟儿在干枯的秃树上留下的干枯的巢穴，想象着上美画风里2D的穿花衣的小燕子。坐我对面的有一个小孩叫解放，他吃饭老吃不好。
我姑姑骑车送我上幼儿园。后来，她找着了一份在招待所做服务员的工作，不住我们家了，住招待所地下室，六人间，上下铺，地上的瓷砖有点脏，灯光白得像纸。从那以后，我妈就骑车接送我，有一次我决定要下车和她赛跑，于是她骑得很慢，我跑赢了。我四处宣扬我比自行车跑得还要快。
03年到06年，我一直在上幼儿园。04年夏天，我学会了10以内的加法，可以说是风华正茂。我爸终于买了一辆车，是一辆老款的雪铁龙爱丽舍，他便开车带我们去八大处爬山。我爬到大悲寺就爬不动了，我爸只好把我背上去又背下来，夏日凉爽的风，拂过我们的面颊。汗液蒸腾，路人看着我们，一定能看到意气的素霓从魂灵上升起。后来我们常去八大处，但是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我爸背不动我，我也背不动我爸。渐渐的，随着我的长高，这座山终究是越爬越矮，几乎要被记忆深处的积灰淹没了。
我总是在一所国企的大院里玩，这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北边是毛主席的雕像，向前伸着一只手，南边是汉白玉栏杆围起来的旗杆。我小的时候，似乎只有一颗草那么高，站在旗杆下面望，感到那旗杆是无限的高，伸向天空中无限的远，一抬头就目眩神迷。雕像和旗杆之间，是一片空地，有时到周末，有人在这教小孩玩轮滑。往西，有一片围起来的篮球场，还有水泥的看台。这地方似乎常常锁着，不能进去。篮球场的南边有一座游泳馆。暑假的时候，我记得我姥爷从东北过来，帮我妈带我，带我去学游泳。教练拿长长的塑料杆戳我们的头，把我们戳到水底下去，我们绑着浮漂，不停地扑腾。上完了游泳课，我就在游泳馆的柜台那里买烤肠，碧蓝的天空笼罩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从游泳馆的玻璃门漫进来，室内的景观像是一张过度曝光的老照片。
我所在的地方当时算作是北京城区的边缘，而周围有几种机构的大院，因此幼儿园的日子过得很逍遥。我十分怀疑有些高人的孩子也在这里上幼儿园，因为那里的老师都很好。有一个老师，掌管着电脑室，那里铺着崭新的木地板，阳光充足，电脑在圆圆的墙边围成一圈，好像电影中的场景。这个老师很年轻，讲话很温柔，眼睛很大，头发和虹膜都是棕色的。她告诉我，有一些人就是这样，这并不奇怪，有的人还觉得挺好看。所以后来我听说费雯丽的眼睛是绿色的，我毫不奇怪，我心想，我幼儿园电脑老师的眼睛还是棕色的呢。
还有一个老师，是一个中年的妇女。这个老师的儿子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穿一身校服，戴一顶小黄帽，会吹长号。有一天，他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受他母亲的要求，不情不愿地表演他的长号技术，我非常同情他。他局促地看着我们，我们也无神地看着他，终于他打破了沉默，说道：
“我吹音阶。”
然后就噗噗地吹起号来。但我似乎并不记得后面他又吹了什么曲子，因为我当时有一点发烧，我的眼睛里有一些小人在跳舞，我看她们看得入了迷。后来我就得了支原体肺炎。
05年左右，我爸开车带全家回鲁西南的老家。那时我妈还没拿本，因此没机会帮忙开车，一路上的气氛因此非常的和谐。我窝在后座上，看《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机械岛》。那时没有导航，我爸开到很多地方都要问路。长安街上那些很粗的树渐渐不见了，成了一排一排望不到边的高高瘦瘦的树，然而灰色的天空仍然在那里，树们也灰头土脸，不如长安街上的树那么神气。我总觉得长安街上的树拿鼻孔看我（我当时已经到了知道树没有鼻孔的年纪了）。
后来树离得越来越远了，就只剩下路，长得不真实的路，还有服务区。服务区有很大的烟味，其中有一个，厕所里面的小便池是横着一溜。我站在靠外面的一头，里面的人滋尿，就顺着流下来，把一颗烟头冲到我的面前。我赶紧一鼓作气，丹田发力，带动腹部加压，血流加速，肌肉绷紧，一泻如注。恰似大水崩沙，又好像利刀破竹。烟头于是心领神会，象征性地在排水孔兜了一圈，就溜走了。后来我在小学和人比试谁尿得高，也是胜多负少。
跨过黄河以后，天色暗下来，进入丘陵地带，最后开进村里。村里的路很逼仄，灰而硬的方院子互相挨得很近，车轮卷起一点黄土，在夕阳中又落回到路上。这些灰房子并不落后，它们大多都是九十年代以后新建的，比老房子好很多，我爷爷家的也不例外。他在院子里养了许多兔子，它们住在方格笼子里，因此我们尚有活动的空间。这些房子的形式，在张策拍的以山东农村为主题的短片里，有很好的体现。院子里还堆了许多蜂窝煤，到了饭点，就要烧火做饭，也许烧的是蜂窝煤，也许不是，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吃饭。做饭的时候我爸妈都去帮忙，烟气就从狭小的厨房上空飘起来。
回北京的时候，路上有块大石头，刮到了车的底盘，发出声响，逼着我们停车。当时夜幕凝重，没有路灯。我爸妈非常紧张，久久不敢下车查看。最后，我爸还是拿起手电筒，下车转了一圈，把石头搬到路边，又上车开走了。车倒是没出大问题。回想起来，这事倒有几分诡异，不知是不是北京牌照起了一点作用。
我在假期去了一些地方。我经过珠海，深圳，来到了香港。我在香港的迪士尼乐园里面想要滋尿，就走到一丛灌木的掩护下，但是有讲粤语的大妈，已经目光如炬，早就盯住了我，赶紧高声喝止。我对于规范的破坏，竟以这样一种扩大化的方式，为我所不注意的因素所切断，我的侵入式的破坏行为遭到了侵入式的破坏。我因而感到内心额外的愤怒，但又在驱赶下不得不前往园区的厕所。那里贴有许多蓝色的瓷砖，我用我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切割他们。
我还到了江苏和上海去游玩。那时仍是跟着导游去的，我对于一切都感到新奇，眼睛滴溜溜地转动。当时我还远没有长到我妈的高度，但我要帮着拉行李箱，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拉过行李箱。我们穿着深色的衣服，在深色的阴郁的天空和细雨里，从苏州的火车站走出来，我分明地看到了那里的外墙和招牌，一排排的，在雨里生出墨绿的粉末，在不注意的时刻脱落，转眼就被人们忘记。我们总是坐在一辆大巴里面，在雨中驶入黑而潮湿的隧道，我总是半睡半醒的，在隧道里闭眼，又在隧道里睁眼。驶出了隧道，依然是昏暗的天光，我躺在我妈腿上，我的眼神穿过车顶和一朵沉重的积雨云对视。那时在园林和湖畔的经历中，则是常常有乳白色的雾气，似乎只是围绕着我的周围，令我的视线迷失道路。而在上海，以及之前在香港，走在路上，望着无垠的云天，总是感觉仿佛置身大坑的底部，而四周升起锋利的刃，预备要对任何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扎一个透心。肯定有许多东西掉下来，这是一定的，可他们被扎穿了以后在哪儿呢？也许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碎屑。人们在这大坑的底下奔走，他们是另一些人的孩子，爱人，父母，亲友，但也是被扎穿了的魂灵的碎屑。
我还去了丽江。
还有很多事情。但是我懒得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