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2021年元旦的凌晨所写完的。因为我想，新年总要写一篇东西，向我自己交差。我基本上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故事，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尝试。正好，我有过一点关于语言的想法，现在我觉得它们更适合写成故事而非评论。
我要向你讲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它最近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知道么，我是1599年来到京城的，在那之前，我在尼普省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做办事员，负责一些杂事，有时帮人家收税，有时给村长做书记，有时去县上帮村里打点关系，更多的时候，主要是喝酒和闲逛。我就是在那个村子里面长大的，所以谁都认识我。
我大概九零年开始做这份工作。那个时候，村里有一个很老的医生，叫做阿姆哈里，已经快干不动了，基本上是住在山里面等死。我认识他，就像我认识每家的驴子一样正常。在我小的时候，他曾经治好过我的喊病，那是在尼普省才有人会得的一种病，村里人相信雨季的湿气会聚成瘴疠，蚕食小孩儿的魂魄，让他们在夜里喊些胡话。阿姆哈里，那时候没有多么老，到我家里，在灶台上烧掉一捆蒲桃叶，跟灶灰混在一起，洒在床的四角，又抹在我的脸上，念了半个钟头的咒。然后他说：“好了！”抹了一把汗，收过钱，安静地走了。以后我就没有得过喊病，即使雨季再闷热，雾气再蒸腾，顶多只是多睡一个小时而已。
我跟人喝酒，有时候他们请我的次数太多了，或者他们不幸当时有正事要干的话，我就会请他们。多数时候，我是不掏钱的。只有阿姆哈里可以从我这里白喝，我每星期去看他都给他带一小瓶茴香酒。因为他会给我讲些好玩的故事。阿姆哈里说，从前孩子们爱听他讲故事，但是从省城的戏班子来了以后，就不爱来了；等戏班子走了，他们还是不来。他给我讲的都是些费当故事，因为他是费当人。你可能不知道费当，或者只知道这个名字。我跟你说，费当是斯赫尔南边的一个小国家。阿姆哈里告诉我，一百年前，你可以从尼普往南走两千公里到达那儿，其中一千五百公里都是山路。或者，他听说，也可以从康门港上船，划进尼普湖深处一千年不散的雾气里面，如果你对那个湖非常熟悉，你是可以活下来的。划上一年，可能就能到费当了，当然，前提是你要知道几条关键的水道在哪里。对我来说，我还不认识一个完成过这种旅行的活人。总之，费当离尼普很远，离京城更远。阿姆哈里说他从一生下来就在赶路，到二十岁才来到斯赫尔。他的父母以前用费当话给他讲了好多好多费当人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他再用斯赫利尼特语把这些故事讲给我听。
你不要急，马上就说到有趣的地方了。1593年的最后一天，我把茴香酒带到老阿姆哈里家，发现他好像病得很重。我要回村里叫人来看看，他却说不必了，请坐。接着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有多长呢？我到他家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他一边给我讲，一边小口抿着茴香酒，等到新年的太阳又升起来的时候，他才讲完，酒也喝完了。这次，他不是用我能听懂的斯赫利尼特语讲的，而是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他的语调非常优美，像音乐一样，时高时低，快慢相济，甚至有时似乎用声音的强弱来传递意思。我像听一首美妙的音乐一样欣赏他的讲述，忘了回家。等到太阳升起来，丛林里凉爽的晨风把朝霞送到屋里的时候，老阿姆哈里讲完了他的故事，直直坐了起来，突然从地上抓起一条我没留意的小蛇，吓了我一跳。他以一种猫一般的敏捷抓起了它，咻地把它扔出了门外，用斯赫利尼特语喊道：再见吧！然后走回到他睡觉的席子上，躺下来，没了声响。他死了。
我伤心了几天，就把这事情忘记在了脑海的深处。他最后的故事，虽然让我得以一瞥费当语的优雅，却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可以理解的内容，只是作为一种谈资，偶尔向别人炫耀，但其实也常常起不到炫耀的效果。后来，我参加了考试，来到京城，在这里工作。京城的生活很好，连我那密林和水塘上人来人往的尼普家乡，都渐渐地在记忆深处模糊起来，更不要说阿姆哈里老头儿口中那虚无缥缈的，几乎是世界之外的费当了。
上周，我作为一个在京监察员，到国立图书馆去翻查一些二十年前日维里姆特省的税收资料——而且他们还不让我亲自接触。这些材料是一桩陈年旧案的开端，而它的黏糊糊的尾巴在地上留下的水迹至今还在折腾着我。总之，我再一次跑到图书馆的深处从没人去的地方，叫一个懒散的中年人帮我抄一份长长的税收报表。他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想他要花至少六个小时来做这件事，于是我就到处闲逛，突然间发现了一个没见过的楼梯口，通向一个隔层。我走进去，里面有一排架子，我决定看一会我闭眼抽出来的第一本书。结果，是关于文学理论的。说实话，我对这样的书不感兴趣，但是那天我实在太闲了。
这本书是一个很无聊的乡下作者写的一些自娱自乐的理论。他最大的观点是认为文学中最不重要的就是叙事技巧，而最重要的则是人性和社会性的分割和调和。老实说，他没怎么读过书，因为连我都知道，他们那里的文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叙事和写作技巧”。他们都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糙汉，我们在京城管这种人叫侉子。不过，在其中一章《社会性的语言》中，这位作者这样写道：
……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特色，因而必定会导致不同的文学。这特色是两种东西的产物：那些促成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产生区别的外界因素，以及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偶发因素……每个语言都有独特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初衷是为了描述一种普通的事物，但是通过语言文化形成过程中历史这条长河的洗礼，而渐渐成为了特定族群意识中一种特定反应的开关，它不再代表一个具象的事物，或一个指向客观存在的概念，而是一块精神的拼图，一段活人与死人共同的集体记忆……在说其他语言的人看来，这段集体记忆是不存在的，这块拼图也无法拼合到他们的精神中去，因此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词语全部的内涵……
这一段之后，这位作者又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其实说是例子吧，不如说是一段故事，有趣的故事。我要把这一段的全文都讲给你听。
现在，假设说有一个来自费当的人，他从小在费当社会里长大，随他的父母说费当语，跟着费当人在尼普湖和迪赫尔湖之间的崇山峻岭中迁移。从小，他没有听过别的语言，在他的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里，他对于世界的知识完全来自于费当人的叙述和那些暗绿、潮湿、闷热的群山中间的自然环境。当儿时的我们听着《八王记》在沙漠的星空下入睡的时候，他则听着他父母讲述的费当故事，想象着绿野之神和黑天之神在尼普湖上方一万公里的高天上日夜争斗，互不相让；茂密的树冠遮蔽了他的视线，他看不见银河，也看不见夜空。我们提起夜空和沙海，就想到夜空是沙海的倒影，银河为我们指引绿洲的方向，并且感到气血升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熟知《八王记》的故事，知道斯赫尔的将领们遥望银河，确定敌人的方向，将他们从绿洲的睡梦中惊醒，割下他们的头颅；我们中谁不曾梦想过在夜幕的黑衣下横越沙海，驰骋于苍茫之间，挺枪跃马，同那些青面獠牙的特因人交战？我们的诗人写诗，只需要提到这些词语，读者自然就会调动他的情绪，在精神世界中捆定在一个确切的位点，进入诗人设置好的话语场景，好让诗人完成他的工作。但是把这些诗翻译过去，念给这个费当人听，他大概会充耳不闻，甚至会深感疑惑，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沙海，而自他出生以来，就无时无刻不被绿洲所紧紧包围。他每天晚上目力所及都是密不透风的树冠，很少能看见银河。最重要的是，八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整个过程，从来没有人向他讲述，而等到他到了斯赫尔，了解了这些故事，也不会当做是精神世界中自然的一部分，而必然会产生一层隔膜。对他来说，费当也有它自己的祭司和歌者，为孩子讲述那些在山间，在水边，在雾气之下发生的神秘故事，或许在他们的心中，“雨林”是温暖的，像家一样安全，就像对我们来说它代表着一张脱人血肉的巨口一样。人性本来都是一样，但是在这里，人性被塑造成惧怕森林的；在费当社会，则被塑造成拥抱森林的。
之后，这个费当的年轻人，倘若他有天赋，又有志于文学的事业，想要走遍所有的费当部落，将费当语之下的所有的史诗统一起来，打磨它的文字，剪裁它的故事，像科利科唐一样，写出一部属于费当人的《八王记》，那么它一定能够像《八王记》重塑了我们对从银河和月亮以至一切物体的理解那样，重塑费当人对于许多东西的理解。可惜的是，这个年轻人不会有科利科唐的幸运了。1520年一整年的大雨把费当人赖以生存的山体冲进了尼普湖的淤泥之下，正像第一章所说的那样，他们要么继续向南，最终被赶进大海，成为一支新的民族，要么向北翻过群山，来到斯赫尔南方的尼普，在那里化整为零，融入当地的社会，渐渐不再说他们的母语。这位有志于为费当人写下《八王记》和《长河》的年轻人，这位在费当生活中浸满了费当语的种种巧妙、高明和优雅，吸饱了费当的民间智慧，正准备留下一部塑造一门语言的作品的年轻人，不得不离开他的事业，学习斯赫尔的语言。他可能是和他的家人走散了，又或许是遇上了强盗，又或者是遇上了尼普省的包税官，总之，他失去了说费当语的机会。他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看到一个陶碗，也许他只用左手去拿，因为“陶”在费当语里面听起来像吃人右手的一种山鬼，而在我们的眼里，这却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那容纳他的一家一定要阻止他的。因此，陶碗本身究竟是什么，在他的眼里就不真切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文学的容身之地吗？人的头脑越是被训练得合于一种语言的结构，当他需要几块拼图来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就越难以在别的语言里面找到合宜的拼图块。这个费当人或许终究找到了一份谋生的手段，但是他在前半生为自己所建构的唯一的意义——成为费当语最伟大的文学家——就彻底失去了，因为不出四十年，不会再有费当语。费当人融入斯赫尔，就像一把沙子飞入一阵黄风，转瞬间就了无痕迹。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巫医，或者一个工人，谁知道呢。但他即使天赋高妙，对人性的敏感异于常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斯赫利尼特语的诗人。
也许，他活得够长，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讲费当语的人。这个费当语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又是最后一个费当语的母语者，这意味着他将带着一整个世界的孤独而死去，那是费当人的世界，与斯赫利尼特人眼里的世界迥然不同。这就像《长河》里面所说的世界上最后一只凤凰的死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凤凰死的时候，发出了世人从来没有听过，以后也不会再听到的美丽的叫声。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你知道吗，那天的晚霞，就像尼普新年的清晨一样，明丽又凉爽。
你沉默了许久。
“那本书是我写的，”你说，“我用了笔名。根本就没有什么费当，我在第一章就说了，这是我虚构的民族，用来打比方的。你好好想一下，阿姆哈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跟你提过‘费当’这个词。”
我低头回想，却发现如此自然的事情，我却想不起来了。我再抬头，没有看到你，后来我找了几回，也没有再见过你，或者你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