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读了《邓小平时代》。这读后感里面有一些敏感的词语，但是我认为我的评价即使不是公平的，也至少是无伤大雅。因此我认为还是可以讲。
现在中文网络一些地方有反对邓小平的思潮。2008年前，也有；但主要是所谓的“右”的力量。现在，则主要是所谓“左”的力量。不过这里“左”、“右”并非“警惕右，防止左”里面的意思。现在这两个势力的构成都很复杂，但主要的区分并不是激进与保守，而是部分出于民族、国家主义层面上的。左右之名将不名，也是很有趣的话题，这里不谈这个。总之，我是不认可给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翻案，进而矮化邓公的历史地位的。而《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是极度亲邓的书，对毛颇有微词，对邓的一些在西方框架下受指责的做法甚至做了一定程度的辩护。当然，读的主要目的还是以学历史为主，在意识形态的额头上敷冰块是次要的。
邓的早期是作为能学习、能实干的共产党员受到人们的注意。关于毛邓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书提了一些。邓最初似乎是毛一类的人，但是对于整个一套理论体系的打磨不如毛。不过，正是因为这一点，邓的行为和治理似乎受理想主义的影响少些，更多的是一种对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追求——随心所欲与不逾矩同样重要。邓同样没有毛的一种在中国史里面寻求一切治理教训的想法，他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里面做过工，常常对现代性的那一套情有独钟，甚至于讲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类的话。并且邓出于向下兼容的目的，把毛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拿出来，提到很高的位置，有时使人忽视了我们现在所自豪的工程师治国的办法，其实确不是一开始建国就有了的。
我现在常常就有毛一类的在中国史里头寻求对现代情形理解的倾向。但是，本质的原因是不同的。我这么做的原因是由于自感对于中国历史了解的太浅薄了。很多人笑话习“通商宽衣”，实际上我听说习懂得的历史知识很不少。况且。由于社会学的阻塞与停滞，很多人只能到历史里面去寻求理解世界的模型。这样，自然我也受到影响。不过无论是怎样的原因，毛在这方面的思考都对我、对所有人非常重要。可惜系统结集的文字中常常缺少这个方面的内容。
邓的个人魅力常常受到忽视。实际上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领导人一代比一代缺少charisma。我以为这是时代的需求。然而，如果时代突然转变它的需求，这就要命了。我以为在历史转折时期有一位具备charisma的老革命家（与邓成为鲜明对比的是陈云。我私底下觉得如果我生在那一个年代，如果我再聪明些，也许我会成为陈云这样的人。）是很重要、很幸运的。不能因为“稻上飞”就忘记这一点。说句不合时宜的话，当今我们的顶层缺一点charisma。
这本书给人的另一个感觉是邓对外交比较懂，但是经济上有多么懂，也说不好。至少肯定不是我在之前所想得那样有很多独到和领先于领导层的思考。他主要的功劳还是作为舵手。包括邓罕见地短时间撤回政令也是在经济问题上——他搞出了恐慌性的通货膨胀。从时间上讲，邓对于外交是更早地受到组织上的分配任务，包括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由周恩来带他，以至于他私底下和老布什建立友谊，这类于一种科班训练的情形。然而邓的工作理念是主次分明的，他上任之后迅速地在废墟上搭好了外交关系的新框架，希望在之后的工作中只需要轻轻地维护它。大多数情形下，他的希望实现了。他得以将主要的精力花在更重要的问题上。
关于邓在经济上的水平问题，实际上更多的还是领导班子内部的系统性问题。这些人谁也不知道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怎样运转的。因此，在会见松下时，闹了笑话。但邓很好地处理过去了。陈云有一些经济学上的经验和洞见，但他的性格和地位都使得他的意见趋于保守，在后期不为邓所喜欢。另一方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赵紫阳是一个搞经济的好手。邓和赵紫阳在中国的经济秩序“正常化”里面还是有很大功劳。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在前十年能取得那样的进展与成效是非常幸运，同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后一点是关于本书没有提，或者如蜻蜓点水提到的所谓“拉登不常有，赌赢当收手”。就是说，邓治下的中国军队和战略能力是不行的。在对越自卫反击战里面，作者明说了这个情况，表示1978年的中国陆军从武器到战略都有缺陷。但是他没有讲邓后面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像核裁军、军队素质下降、军队经商这些事，傅高义没有怎么说。从1989年一直到2008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军队是处在国际形势的不好与实际水平的不行这双重劣势之中，特别是英美在港台试图把这些地方弄成中国的睾丸的企图基本上可以说是得手了。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把这个视为邓公把中国弄回到国际秩序里面所必然付出的损失——为了韬光养晦，我们的战略资源，包括输出革命的能力，包括共产主义家庭里的话语权，包括核武器，都受到严重的打击。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这些付出了代价，同时也尽力改正了一部分。我目前来讲还是倾向于认为当年自断这些臂膀是无奈的成分居多。革命尚未成功，我们都需要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