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近况和想法
回国
我记得2021-22年之间的这个冬天很冷。从秋天开始，似乎天气就不是很好。那个学期我给一门本科低年级的物理实验课做助教。有一次，我上午到办公室去，准备吃过午饭去那边，但是下起了细雨。我在 subway 啃了一个12英寸的三明治以后，再出门已经落下了危险的水滴。五分钟以内，雨变得令人绝望，雨伞不能起到任何作用。街上所有人在十几秒的时间里缩回他们的洞里去，我走在路上，在水帘中看不到别的人影。那时我真的很冷，可等到进了教学楼以后，空调也是冷的。除了我家里的冰箱之外，一切都很冷。到了冬天，有时雪可以积到二十、三十、四十厘米厚。我们住的房子很老，空调性能不高，需要交大量的取暖费。有时气温短暂回升，那些雪就覆盖在草地上，渗入其中，形成沼泽一样的污泥。
在冬天到来之前我稍微感到难以维持。比如说工作、生活、呼吸、睡眠。我那时有两个或三个不同的课题在做，还有一份助教的工作，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多，但我那时状态不佳。总的来说，我对于和那些问题相处的现状并不满意。我没有足够的兴趣解决他们那些人提出的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我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我所处的这个领域并不病态，也不缺乏有品味的工作，更不缺乏有趣的方向。因此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是我把所有递到我手上的东西都搞得很incremental。渐渐地我感觉能力和兴趣之间的分野并不明晰，二者是同时衰退下去的。我基本上失去了和人交流的愿望，很难集中精力听别人谈论他们的课题。当我讲述自己的课题的时候，甚至是在线上给talk讲之前的工作的时候，也很难说服自己这些是值得讲的。
进入冬天以后，由于气候的缘故，学术活动都暂停了。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计划，想要整理自己的知识体系，重新认识一下这个领域，建构一个主动的思路。那时，我还想着要在冬眠结束之前做出一些改变，等到开春以后，要做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至于做什么，也模糊地有一点想法。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秋天我其实已经有一点抑郁了，因此很难完成预定的进度，总要在最后一刻才扑腾两下。那样扑腾得多了，对于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煎熬。而那些间隔的无所事事的时光里，也很难说我是在休息。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只是在对于工作的逃离和对于逃离的反省之中困顿地坐着，这种内部的对抗消耗了大量的心力。这两种因素导致我一离开那个环境就希望休息，并且渴求一段长而深的睡眠。与此同时，那个计划和春天的临近一直在刺激着我，所以我一直睡不着。大约在两周以后，我发现我在凌晨四点仍然在玩FM2020。我们那里的冬夜很长，可我却把它搞得很短。而当我醒来，发现白天更短，转瞬即逝。所以我最后选择给我妈妈打了电话。我室友打电话的时候我什么都听得到，但我从不跟他说这一点，因为我怕这会更加尴尬。而我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就出门到室外去打，在飘着雪的路灯下面一边踢石头一边打，天气很冷，我所能感知到的温热的身体很快就瑟缩到皮肤下面很远去了。
我很久没有和我妈妈认真地交流过了。我是在本地上的大学，但是我基本上不回家，放假也基本上不回。有时我父母会开车来学校看我，我在车上吃一点东西，然后再带一点衣服和吃的回到宿舍。有一次国庆节，我父母邀请我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去日本徒步，我没有去。我最后哪里也没有去，在宿舍写写作业，看看书，顺便回到自己家里独自住了两天。这是因为我当时有一种很深刻的印象，认为和他们一起待着很难得到放松，因此回家是一种浪费休息时间的行为。况且我那四年的压力都很大，特别是后面两年更大。在毕业以后的那个假期，这种印象也没有得到缓解。我很快就到了美国去，并且不希望经常与他们联系。
他们的态度比我想的要缓和很多，并且事实上鼓励我赶紧办手续回来。一部分原因我当时还不知道，就是我妈妈那时候刚做完一个手术，正处在身体上的恢复期，对于心理状态也有一定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在我一直忽略的时间里他们也从未停止改变。平心而论，我的童年比本地的同龄人应该还要幸福一些，因为我的父母更愿意带我去植物园而不是去上奥数班。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里，我仍然认为我的存在对于父母的生活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我也说不清这种认识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他们年长了许多，激素的意见退却了，我仍然很喜欢植物园，而对于家庭生活的不安全感也随之减轻了。
和妈妈打了几次电话以后，我鼓起勇气和学校的心理医生在线上聊了一次，但收获为零。反而是我的导师在谈话之后说我确实有一点抑郁，不过他说他之前完全不知道，并且对整件事情非常惊讶。当他询问我以后想要在哪里做怎样的工作的时候，我说我不愿意从事科研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我到底想做什么。说实话，以那时的精神状态，不应该回答这种问题。他说我不像那样的人，让我休息好了以后在国内找一些实习，看看事务性的工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再来做这个决定，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还说他老婆孩子在这个新冠流行期间都抑郁了，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医生推荐给我，我说您太好了，可是我机票已经买好，很快就要回国，恐怕没法接受这份好意。
那段时间民航局的政策很严格，许多飞机动不动就要取消。我买了三张票，其中一张是根据我的推理几乎不可能受到政策性取消的机票。然后就是和系里沟通、和国际学生的部门沟通、和国际快递服务沟通。那些沟通大部分很顺利。我有时要走十五分钟到一些地方去办手续，路上积雪很多，人又很少，在往返的路上，就体会到一种决绝的宁静。运气很好的是，我买的最早的一张机票最终确认可以起飞（另两张票在落地以后立刻退掉了），那些在傍晚的寒风中一边低着头晃荡一边刷着上海发布的日子也走向了尽头。起飞前一周，我去芝加哥测核酸，测完以后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在检测点附近吃了一顿小肥羊，那天早上我没有吃早饭，所以胃口很好，吃了好几盘肉，还有牛肚、茼蒿和响铃卷。吃完以后，我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走到一家咖啡厅里面坐下来，开始读《金翼》。那天的夕阳很红，像腌得很好吃的鸭蛋的蛋黄。当天色全黑的时候，我站在空旷的停车场的中心，等着那趟晚点了十五分钟的长途客车，方圆几百米唯一的光源是我的手机。天气真的很冷，我做了很多蹲起，还打了半套军体拳。
最后，我把箱子收拾好，背着我的包，把我的那一把钥匙放在信箱上，留给室友回来取，以此和这住处做最后的告别。那时我的心态似乎很麻木，正如刚刚冻伤的皮肉，即使再有冰风掠过，也只是感到钝钝的暗力，需要回到温暖的室内以后，才开始慢慢刺痛起来。现在我再回忆那些天的事情，只能看见自己的背影。特别是在记忆中看到上飞机的时候，就像看到时间和命运奔涌向前，激流四溅，没有一丝声响。
到了上海以后，由于行李转盘的眷顾，我虽然下飞机比较晚，但是在各种行政和公卫手续上，却始终先人一步，当我坐上前往未知隔离酒店的小客车时，才距离下飞机一个小时多。那是三月初的上海，天上灰云缠绕，路上行人稀少。崇明的隔离酒店外面修得像危房一样，里面却像是从未开业过的毛坯房。房间里的空调完全由玄学驱动，温度也不能调整，无线网络也几乎不存在。但我却感到那张床比很久以来睡过的所有床都要舒服。我找到了开空调的复杂仪式，每天晚上用窗户的缝隙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房间里的小蜘蛛做朋友。隔离伙食很好，我重新有了吃早饭的习惯，每顿饭都吃得很香，每天晚上都愉快地入睡。
14天过去以后，红码转成黄码，就坐着一辆面包车去黄码酒店，预计继续要隔离七天。人们大多都有很多行李，我所带的算是少的，因此那车堆得几乎一寸空间也剩不下，时速跑到40公里，就晃晃悠悠的，像个很久没运动的胖子。黄码酒店的条件要好很多，但是隔离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听说了一些小道消息，似乎上海的防疫体系已经在崩塌，明天就要把我们这些人赶出去自生自灭。那天晚上我决定逃离上海，到当时全省都没有病例的成都去。很幸运的是，找到了我妈的一个朋友愿意在那边把公寓借给我用来“居家”隔离。
第二天，一切都按照意料中的发生了。酒店向我们发送了核酸阴性报告，把我们的房间腾给了本地的密切接触者们。之前我问了一起住在黄码酒店的几个北京籍阿姨们，她们是比我等级更高的人物，对于上海的生活驾轻就熟，也都对上海很有信心，决定到青浦区去住五星级酒店。可是我对于上海一点信心也没有，最后还是决定同她们分道扬镳了。当天早上，我过期补办的身份证也正好寄到隔离酒店，我拿了那张卡片，赶紧提着箱子坐上出租车，关闭手机，唯恐和马上就要出现的密接们产生时空交集。这时正是上海封城的前夜，路上几乎一辆车也没有，往返港口的货车格外扎眼。浦东机场里安静得吓人，航站楼大厅比平时更有巨物的压迫感，如同一座失落的圣殿。
到了成都以后，事情就很顺利了，没有太多可说的。我有时自己做饭，有时点外卖吃。第一次取外卖的时候，是一个聋哑的骑手给我送的，我开门取餐，结果立刻就有机器声音的电话打过来，带着安全员的微信，问我刚才做了什么。以后，我就知道要提前在微信上解释开门的缘由。这里住着很舒服，冰箱里有啤酒和红肠，阳台上有桂花味可乐，厨房里的西红柿很好吃，还有不少蒜薹、油菜、彩椒、茄子。在成都隔离了四五天，补够了入境21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去了。可是上海的状况却不断恶化，阴魂不散。一回到北京，成都的人就给我打电话，叫我重新转入居家隔离。很快北京这边的居委会也出现了，叫我们在家关到离开上海14天止。这样，我从坐上回国的飞机，到终于能够自由地走出家门，一共花了32天。也许不是很顺利，但每天看着上海的新闻，也就觉得释然了。
思考
这是在短期内感觉很难开口的一段事情。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从这里开始，不管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还是为以后的思考打好基础，都需要对过去的系统性的内省。有必要解释清楚我从2022年3月之后在干什么（在休息），以及我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一句“新冠致郁”是不够的。
更好的一个回答可能是“因为我在14岁以后其实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以后要做什么，而且思维方式也不够成熟，所以积累了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今年终于下定决心休息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些负面情绪，然后严肃地思考关于未来的事情。”
休息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只需要脱产躺一会儿，就至少可以恢复到一个愿意重新开始思考的状态。但是“解决负面情绪、思考关于未来的事情“是很大的问题。首先，可以问一些稍微不那么大的问题，比如我到底是受到哪些情绪的困扰，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为什么让这些情绪堆积起来，为什么让事情发展到需要一次彻底休息才能解决的地步；我希望我以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在时间和精力还算自由的有利条件下）怎么样解决情绪的问题，然后尽量趋近于这个生活状态，慢慢地想解决办法，想一些可操作、低成本、可以长期维持的解决方法。
Q1/ 心理上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A1/ 在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有如下的表现：一是抑郁，即对于一切缺乏兴趣；二是自闭，即不愿意出现在有陌生人的场合，害怕和人的交流，除非以往的经验表明和这个人交流时可以完全放松；三是焦虑，即出于上述的原因对各种主动行动的排斥，以及对于结果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的完美主义，导致难以推进生活和工作的进程，以至于整个时间表彻底失控，形成焦虑的正反馈。
Q2/ 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A2/ 我经过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自视过高。一个稍微次要一点，但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过于重视他人的意见，或者说，过于“世俗化”。过高的自我认识建立在他人意见的基础上，这件事情就很不对劲。
在焦虑这一点上折腾我的就是这事。我刚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肯定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让基础的能力慢慢达到合格的水平，这是一个教育和训练的过程，也是美国学制下博士阶段之所以要花五六年的原因。那个时候，我不切实际地预期了进步的速度，并且由于“在这一时间点，我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我期望的进度”而苦恼。如果有人指出来我在哪里做的不好，就是加倍的刺激。这可能也是受到了经验的欺骗：在小的时候，我确实习惯于一种夸张的“只要我努力干上一两个月，就能产生巨大效果”的风格；但是现在我从事的是更加复杂、微妙，时间尺度更大的任务。应当对短期的不幸予以宽容。如果别人不宽容，那么也许是他们的错。
当我已经感受到现状落后于预期的时候，就更不敢于去参与交流了。我总是希望别人看到的我的水平有我自己预期的那么高，可维持这种假象需要太大的心理开支。这就像是在维护一个脆弱的泡泡，让它穿越狂风和荆棘。但是，生活与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流。维持至少是小范围的规律的社交，定期和同伴谈论科学上的问题，这都是理论上开支小而收获大的行为。拒绝这些实际上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最后，随着生活和工作状况的下滑，我渐渐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任何情况下的回报都要低于预期，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就渐渐难以承受这个现状了。于是，就陷入到抑郁之中，试图在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但是，仍然是如同一针镇静剂的短期作用）下获得堪比长期休息的效果，但片刻之后仍然要回归到不舒服的生活当中。这样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浪费了短期休息的时间。这就是我在2022年1月份的状况。
Q3/ 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主动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放任它们发展到影响正常生活的地步？
A3/ 我认为这里还是要回到自视过高的问题上，以前的经验恐怕也不能有所帮助。当你习惯了“熬一下就过去了”或者“使劲冲一下然后等待大脑自动升级发生质变”的行动模式之后，就会试图用这种蛮力去面对所有的事情。但这终究会踢到铁板上，然后就不知所措，直到事情难以挽回，才发现这回真的是没有好果子吃了。此前我并没有试图去改变内心的基本认识，而只是在一些偶尔有决心的时候强行投入到工作当中去，这样的投入是不可持续的。
Q4/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以上所有的症候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了。但这主要是放松下来生活的被动效果，难保说重新回到项目性的工作状态以后，不会复发。因此必须主动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主动性的解决办法呢？
A4/ 这里的所谓解决办法，大抵有两类。第一类是重新考虑一些基本的观念，这样当我遇到重要的选择或者被内心的某种情绪困扰的时候就可以动用这些观念来加强信念或者说服自己。第二类是弄一些心理学小伎俩，这是行为层面的办法。我就把这些都列举出来。
第一件事情是收敛期望。这里的收敛就是说，不要想得太高；不要想得太杂。以前经常容易被别人的成就刺激到，不管是身边高明的人，还是一千年以前高明的人。这种攀比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互相不同，我不能喝每个人去比较他们的长项。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的精力就耗费在天鹅、梭子鱼和虾拉车的过程中。而且，既然已经上学上到这里了，就该意识到，只有在有特长的前提下，广博才能带来价值感，并且是作为一种恰当的点缀，而不是一个领头的标签，否则就会像高晓松一样纯粹白给。这种特长必定需要在同一个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思索和实践，也应当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这些思索与实践一定能够塑造一项特长出来。所以在短期之内，还是要以这种方向来找些事情做，不抱着自我实现的目的，而抱着学习一技之长的态度。
第二件事情是降低世俗化的程度。或者说把自信力建构在人群意见之以外的地方。这仍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无论人们怎样评判，但最终决定我的精神的仍然只是我自己。既然抱着学习一技之长的态度，在短期内过着以受教育为目的的生活，那就意味着大量的尝试、大量的错误、来自各方的审视、小幅度甚至微乎其微的进步。面对这些审视和接受错误的过去并不是失掉自信力的理由，而恰恰是以后的自信力的来源。对于我自己的未来，还是要有一点因信称义的态度在的。
在实践的层面上，我觉得有一个可行性比较高的操作是人为在生活中创造无聊。最好是定期有规律的无聊。我对自己的观察结果表明，在阴雨连绵或提不起娱乐兴致的时候，工作愿望会更强。甚至并不局限于工作，一切需要专心和更高用脑强度的任务都在这种时候变得更加容易起来。我认为长期的刺激性赛博生活方式可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脑损伤，使得做研究这样缺乏短期刺激的活动不能执行。因此，不如定期戒断那些赛博景观，转入一些无聊的行走、无氧运动、纸质读写等行为，以平复大脑的波澜。在习惯了这种无聊以后，就更容易做一些增强可持续性的事情，比如正确的休息、正确的放松。在高强度解决问题的间隙，无论在什么地方，选择闭眼呼吸。这带来的可持续性比用赛博景观填充那些空隙好得多。松弛的呼吸虽然让思想的力量降低了，但却能让它一直活下去，这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