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雪消融后的第三天。
我坐车跑在公路上。这次是和人拼车，走一段两三小时的路程。开车的是一个住在本地的华人大叔。据他说，他平时教人开车，也常常在这一段两三小时的路上接送一些人。
我刚刚上车的时候，车里在放一首九十年代的老歌。大叔发动车子，顺手把音量调低，几乎淹没在窗外没有一辆车的交通之中。上了高速，声音又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野草稀疏短粗，在春日里显出健康的枯黄。风声也很大。这种声音的托举在空气中产生了一定的安全感，大叔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们聊天。
“你去的那个地方边上，有一家特斯拉的店。我把你拉过去之后，我还得过去看看。我准备买那个特斯拉的皮卡。”
后座法学院的女生说她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新出的皮卡。
“对对对，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在美国能留两三年，现在应该买那个皮卡。到时候再卖，还能赚钱呢。2024年才能量产，现在，光是全美就有130万人定了。早买便宜啊！最好线下定。我认识那个店里面的人，我找他帮我定的。你要是线上定，他可能看你那个IP地址，还得排队，他未必是先到先得。”
“你学什么的？”
我学物理的。
“物理不好学。”
对。
“我儿子学CS的，也是研究生。他们学CS的，本科时候累啊。他大三大四那时候，我都看他累。我当时都说太累了要不然休息一年吧，当然我这是激他，因为你越逼着他学他可能就越不爱学，但是你越这么说，他可能就更使劲学了。这都现在，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小时候不好好学，那都使劲抽。“
我觉得大叔的口音非常熟悉。“您是天津人？”
“天津人。你是哪儿人？”
他把头向后拧一下。后座的女生说她是青岛人。大叔指着我说这是北京的。
我感觉腰有点疼。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腰疼。是不是座椅的问题，我感觉像是。因为我平时一天到晚就跟一个猩猩标本一样坐着，虽然说坐姿十分的亚健康，但是不至于一个小时就会腰疼。抬头看看天，脖子也酸。天上的云一团一团的，洁白透亮，粒粒分明。我听到大叔跟后座女生说之前有一个法学院的学生跟他学的车，然后他之前拉了一个本科生，下车第二天就特别兴奋地跟我发信息说师傅，我阳啦！把我吓一跳，好在我之后去测，没感染。我们都属于那百分之七十，知道吧，疫苗他不是百分百能防止你感染。他是暴露到病毒之后百分之七十的人不会得，剩下百分之三十还是会得，但是都是轻症。像你那个同学就属于那百分之三十，咱们就都属于百分之七十，你看你们住一块五天都没感染。我儿子刚读计算机的研究生，他就是图便宜，你知道吧，他就在学校工作，学校的职工读研究生都是免费的。我以前是跑船的，我老婆一个朋友是海航的空姐，之前在海南休息，完了放假回家，结果通知说那班飞机有一个空姐是阳性。直接就给锁家里了知道吗，居委会给门口弄一摄像头，想出来都出不来。还是高层小区，翻窗户你都不行。你一出来摄像头看见有人动了，啪嚓给你拍下来，犯法了。
后来就渐渐安静下来了。有一段时间，音响在放着《铿锵玫瑰》这首歌。我一度想问问大叔年轻时候看不看中国女足，但是我不愿意承认我同时也是是中国男足长期以来的球迷。我估计着他年轻时候应该能看着孙雯那一代老女足，就是说天津人嘛，冯巩咱都知道，孙雯队长可不简单。她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没有这么圆。刘爱玲，你接扁担，让孙雯歇会儿抽袋烟……我同学家就有人有北京国安的季票，买的人多，每年都得抽，跟摇号一样。
想想还是算了。
什么是语言的堕胎？这就是我的社交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从头开始说吧，有的时候，你知道，人的讨论不是自发产生的，不是说几个人谁也不认识就必然就要凑到一块去说话。是空间引导着人们进入到谈话的过程中去，也是空间在背景里默默地塑造交流的模式和方向。小车是一块封闭而紧促的场地，它压迫我们要产生对话，尽管我们互相全不认识。司机是这片公共场地的管理员和朋友，他为场地提供物质的基础，场地则向他回馈以日常沟通的精神补剂。他精确地操纵着社交仪式的流程，因此从天气和疫情这些基础开始，围绕着学生的身份，规律地发起一段段的短对话，建构着整段交流。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出租车司机和包车司机都是一致的，天津人尤其如此。在这种交流之中，作为一个乘客，回应是合乎礼仪的，但是发起则需要额外的动力，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在别的场合，我也常常担心我在对话中的动作会使得交流整体的建构出现偏差，从而让它变得没有那么和谐。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我无能为力。我似乎能看见对话的进程在空中建造起隐形而脆弱的高塔，我唯恐扰乱它既有的建筑风格，或者不幸让它轰然垮塌。我总想制造一个完美的话头，就如同孕育一个孩子，你得确保这个孩子带有正确的遗传信息，可以自然而然地长大，发育，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出了问题，一句话，一生出来，就死掉了。不仅自己要死，还要阻碍未来的语言在时间中的生长，造成一种尴尬的破坏性，在这个小场所里，弥散起令人窒息的烟尘。如果说这相当于语言的流产，那么在这之前，自主采取的预防措施，就可以称之为语言的堕胎。
看着公路，公路笔直地伸向远方。寂静有一种张力，就像膀胱，而漫长的时间如同滴答滴答落入膀胱的尿液。
我下定了决心，问，您说您以前是跑船的？
中专毕业。中专那时候上学还有工资拿，一个月十八块钱。毕业以后就包分配，没有找工作失业什么的，就跑船。干了十几年。什么西非，南美，直布罗陀，就摩洛哥那，都去过。还有南非。
西非是不是就是主要去几内亚还有安哥拉那边？
安哥拉没去过。几内亚去过。有个地方叫巴塔，你知道非洲，在那个大西洋那里，有一个转角。方方正正的。在那个转角那里，赤道几内亚那。叫巴塔。
赤道几内亚是拉石油？
不是拉石油，是拉原木。巴塔那个地方是什么国王管的，什么现代的，这个那个，都没有。我们中国就是派伐木队过去，像扬州，山东日照，一船船往回拉木头。主要就是在日照。
他们政府也精，你中国人过去，得雇当地人干活。一个中国人得雇十个人。然后你去，路也没有，啊，城市也没有，码头也没有。去第一件事先是修路。所以一开始去的都是什么开铲车的，开挖机的。咵咵把路先修完，然后开车往里进，伐木。这都是九八九九年那会儿的事情。
当时车队的队长，叫老赵。当时就上我们船上来。车队队长还雇一司机，你想。就是必须得雇当地人。当地人他不干活啊，你骂他，他也啥都不会干，那就让开车。老赵当时就在船上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然后那个司机也跟着上来，坐一边，我们打菜什么的也都给他打一份。老赵当时就指他跟我说你看他没有。我说怎么着？说他回去以后三天不吃饭。不是说一点都不吃啊，是不吃正式的，你像那当地路边都有那香蕉什么的，就吃那个。他们平时也都那样，反正一年也没冬天。然后路边啥的野果啊香蕉啊，一年到头都是。
饿不死。
对，饿不死。都跟动物似的。你说我们使劲工作什么的，不就为一口饭吗。人那没有冬天，又饿不死。
伐木的，都是大小伙子，哪有年轻姑娘愿意上那地方。有医生护士，那都四五十岁的。就有中国人跟当地女的结婚，完了生小孩。到时候，合同到了，回去了，想把小孩带回去，人家女的都不让，他们当地人可喜欢孩子了，就是不让你带回去。非洲人那基因太强大了。你知道么，七分之一，八分之一就是那亚洲的，根本看不出来孩子爸爸是咱们亚洲人。就跟那非洲人长得一模一样的。
在尼日利亚的时候，尼日利亚知道吧，就是非洲最强的国家，什么政治啊，军事啊。但是还是不行。都是那欧洲人控制，英国人，法国人。到了港口，那个管事的，还有弄技术的，全是欧洲人。全是。当地人就是干什么呀，苦力。
唉。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什么事呢，有一个妈妈带小孩。就是中东那边什么国家的。上一个船，船停在这边，他们就偷偷跑下来，船开走了。但是再破的国家，他也有移民局啊，是不是。就给人发现了，但是也不能给送回去，小国家连大使馆都没有，怎么送回去啊。所以就怎么着，就在码头这，自生自灭。反正也没有冬天。然后有船的时候，就过来，那么伸着手，就是讨饭，要口吃的。那小孩，三四岁，一丝不挂的。
当时还是我最先发现的，看见这小孩跟他妈妈，在那举着手，做那个吃饭的动作。我就给他一苹果。我们当时船上都是管你伙食的，包括每人中午饭，发一苹果。我就把我那苹果留着，每天给那小孩吃。非洲那小孩可耐人了，就那么三四岁的一小孩。很小，很矮。拿着我那苹果，你猜他怎么着？他就拿去给他妈妈吃。
每天都拿去给他妈妈吃。
每天都是。小孩没爸爸，我当时还问他爸爸是谁，在哪，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小孩就拿手指我。说我是他爸爸了，看我每天给他东西吃。其实吧，他爸爸应该是打仗打死了，不然也不能跑到尼日利亚来。
尼日利亚最大的一个城市叫 Lagos，以前是首都，后来搬走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就是在那吃年夜饭。一开始有人下船去买菜，看见一个中餐馆，一问，知道以前这是给大使馆做菜的。老板是大使馆的厨子，大使馆跟着首都一块儿搬走了，厨子不走。在这儿开了中餐馆，不想走了。过年那两天我们就分两拨人，第一拨人先吃，看的是春晚的直播。我们是第二拨，看的是录播。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儿。当时是拉的混凝土来着。其实还往外拉过象牙，那么大个。
象牙现在不让卖了吧？
现在不让。其实当时也不让，运回来你得偷偷的卖。但是当时抓的不严，现在抓的太严了，基本上你敢卖就能给你抓起来。当时我知道一个人，也是被抓了，判了八年。其实罚款不是特别多，罚六千块钱。但是抓着就判八年。
包括我还去过那苏伊士运河。每回通过的时候，他那个河宽度只能容一个船过。两个船对过怎么办呢，中间有一个湖。船就在这个湖那儿，错开。然后有当地人，就吊一个小艇上来，四个人。就相当于帮着我们过，比较熟悉么。但是实际上也不需要他们。所以一般就是他们上来，铺一个布，就跟摆摊似的。卖那个小动物的，木乃伊啊什么的。还有假宝石，假猫眼，包括假戒指。像我们那一般都不买。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得给二十美金小费，他就跟你要，二十美金四个人好分。然后把摊一收，就把那个小艇吊下去，走了。像那外国的船长有时候还多给点。
我们当时那个船，船长是大连海事毕业的。上海人。当时怎么着呢，埃及人要小费，船长就是不给。僵持住了。他们就不放小艇下去。船长就是一直不给，他们也是一直不走。其实二十块钱能怎么着呢，船长一个月工资一万多美金，还有别的收入什么的，但是这二十块钱公司肯定不给报，得自己掏。最后还是大副，因为船长走了，大副跟他们交涉，掏的这二十块钱。那埃及人拿了钱，先不下去，就站那船边上，把那二十块钱给撕了。撕得特别碎。欻一下，一把扬到船上，走了。我当时对当地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人家要这个钱，能一直在那站着，但是人家不要你的钱，给撕了。
毕竟咽不下那口气吗，也正常。
对呀，当时我们船上那些人多丢面子啊。有时候咱们中国人就是愿意在外头干这种丢面子的事情。
其实也许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我心想，可能是上海人的问题。所以说这船长是第一次过，不知道规矩还是怎么着啊？
不是第一次过。这船长人性就不好。就那趟，到后来我都不跟这船长说话。我再跟你讲一个事，也是这船长。我在船上，是管机舱的，就是机械那些东西。那回就有一个上海海事的学生，读大学最后一年，上船上实习来。是个西安人。然后就分到我这当徒弟。别看我这中专毕业的，他得给我当徒弟。
您经验丰富嘛。
经验丰富。当时就教这小孩，小孩还挺好的。但是有一天他自己操作的时候，出事故了，左手中指给打断了，骨头都断了，就上头一节皮连着，中指第一个指节。都能直接掰到后头去。当时是在美国南边那些小岛那。船上都没有医生，但是可以跟岸上的专家联系。那个小岛上也是有美军基地。就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先给指头冰起来，八个小时，到纽约。然后上岸去大医院，给做手术。还有就是请美军基地那直升机过来，把人接走，去给接上，更快。但是叫直升机，不得花钱啊。船长就非要选第一种。当时我本来正睡觉呢，别人告诉我说你徒弟出事故了，我就过去，小孩一见我哇哇哭，说师傅我手没了。
我其实也可以不管，反正我带他又没那什么的，我管他干什么呀。但是上纽约，光开船就得八个小时，过去了谁知道那还能不能接上啊，手指头都没了。我当时就拍桌子，我说要是去纽约，我跟他一块儿上岸。完了上岸就买机票。回家去。不在你这干了。最后怎么着啊，最后还是让直升机给接走了，后来说是也接上了。这孩子行李还是我给他收拾的，寄回家里去。后来我跟他还有联系，过年了问他还干不干航海啊，跟我说不干了，转行了。考研，上别的专业去了，本科四年学的是一点没用上。那哪还能敢干航海啊，家里人都不能让干了，出趟海差点手都没了。
唉。这船长确实是不太行。
他就是有时候这个人品不是那样，专业技术是挺行的。大连海事的嘛，咱们国家航海最好的两个学校就是一个大连，一个上海海事。就这两个。好像航海这一块，我那时候就这两个大本，剩下都是大专啊什么的。后来就有包括什么集美大学，有这个专业。大连跟上海这俩好学校，他都是有实习船的，平时也能正常运货。
包括我还走过好多次巴拿马运河。因为太平洋大西洋水面不一边儿高么，就走那个闸，一级一级一级，上去上到顶，也不下，就开走了。
我是没啥概念啊，像巴拿马运河他一天能过得去嘛？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你要是那极限船，那船闸就那么大，一次开闸只能过一个。要是排队，你想那得多慢啊。没船的时候倒是可以，早上到，晚上能走。有时候你一去，就跟前面那车道似的排满了，一大片船在那等着，那且着吧。我们倒还挺高兴的，这多等一天，是白拿工资啊。其实这个运河，他就是这么宽，一次就能过一个船。之前有说巴拿马政府想把那个运河挖宽了，多赚点钱。那不行啊，造船公司一看，唰唰唰就造更大的船。保证船跟运河就差那么一点。
所以说限制船的大小，主要的因素其实是在运河这卡着呢。
对，在运河这。我其实还很想去巴拿马运河那边再看看，那还是个景点呢。围起来卖门票。就是在岸边上看船过去。之前我都是自己从河中间过，没在岸上看过。唉，其实现在提起这些跑船时候的事，都特亲切。但是你说让我再回去干，那绝对不干。太枯燥了。
我其实关于航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大副二副什么的，他们具体都是干什么的呀？
最大的头首先就是船长嘛，船长就是船上的皇上。然后是大副，大副叫 Chief Officer，协助船长工作，然后值班。值班就是相当于司机把方向盘这样，管这个船怎么走。每天从四点到八点值班。八点到十二点是三副，然后是二副。干四个小时，休八个小时，就这样每天两趟。大副主要的内容还有就是配货。按照出货的顺序，要不然该先出的货出不来，那都不叫工作失职，那叫事故。还得按照重量，保持这个船的平衡。这都是大副干的事。然后二副计算航线。你想，船开的那么慢，一小时十海里。洋流那速度就有十海里。得考虑季节，计算洋流，天气什么的。
这活可是有技术含量。
对呀。你像有的时候，天津港，说十六号有两个船到，但是只有一个位子。那怎么办？先到先得。就是抢那一两个小时，这时候就是比技术的时候了，得研究，先到的那少等一天，租一个船成本一天八万美元。先到的公司就给奖励，给发钱么。这个我们就叫赛船。速度也不快，就那样。咱们现在这段路，一百五十海里，开车俩小时，船得走十五个小时。就是比拼技术。然后还有三副，就是协助船长工作。然后下面具体的还有管机舱的，轮机长，大管二管三管，叫 Chief Engineer，Second Engineer，Third Engineer。
您当时工作的时候是像那种，干一年，然后回国上岸歇半年，还是怎么着呀？
我们属于是国际船，一个活跑完了就上岸，在各个码头都上过岸。然后也跑过定线，就是一条线路来来回回的走，这种也是不一定要回国。一般是干十二个月上岸休息一回，有两个月的灵活度。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上岸肯定不愿意在印度上岸呀，你得在美国或者新加坡香港这些地方上岸。但是十二个月卡死了不一定有时间能选，这种一般还是让我们自己能选在什么地方上岸的。但是不管怎么着，肯定好久才能回一次家。我儿子三个月我上船，走了，再见着就得一年之后了。
我们船上哪个国家的人都有。像之前有一个是希腊船，希腊老板的。船上有巴基斯坦人，印尼人，希腊人，当然一半都是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叫 Mahmoud 的，我忘了是哪国人。船上什么都有。健身房，游泳池，包括健身房里有那乒乓球台子，会打的不会打的都上去打两下，排队，打一局输了的下去。就跟国际联赛一样。
还得有篮球场吧？
篮球场大船有，有的船小就没有。然后CD，船上那CD多得是，你一天看两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根本看不完。然后每次有休假的，就让给带最新的CD。所以一直是更新的。
我再跟你说一个事。有一回我们运日本车，去中东那边，一个船四千辆车。跟一个停车楼一样。运完就走了，你猜我们在船舱里发现什么了，发现一辆车。没运出去。当时那码头都签收了，点数点完了，你也不可能再给人送回去，更不可能运到下一个地方，运到下一个地儿那不成走私了嘛。所以我们怎么干的，当时就把那个车给拆了，什么电工，焊工，天天在那，把那个车零件拆完扔海里了。那也是个高级车，豪车。像音响什么的就有人自己留下了。
整个车都给切了？
全给切了。因为我们那个通道，就像城堡的那吊桥一样，到海上就都得关了。只有小门，就跟碉堡那小门似的，你只能开到门边上，切割到比那个门还小，拿出去扔海里。一开始他们都不想让我们知道，但是在那干那么久，那声音什么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有一次，就是那个希腊的船，船东给卖了。当时我们就停在直布罗陀那边，所有人就等，等到有人买了，上岸，在当地的宾馆住六七天，就跟旅游一样，天天旅游。然后坐飞机回家。大家当时都去赌场玩，我在赌场玩那个老虎机，中了。
中大奖了？
大奖。硬币那哗哗的往外掉。我就投了两个币。然后我们一起的人，一人往我这里捞一把，我也不管，反正我就花了两个币。最后捞完，还剩一大盒。当时还有一个当地的老太太，一个人玩四台机器，拿一个杯子，里面全是硬币，就反复的投硬币，在这来来回回的走。当散步了。就在我旁边，然后中了两台机器的大奖。那比我中的还多多了。然后赌场就来了两个人，给装了一小车，老太太推着就走了。老太太得有六七十了吧。
当时高兴啊。上岸，中了大奖，然后又能旅游，马上上飞机，还是回家。回家就是最高兴的。像之前我们那在德班，下船加油，那就是知道接下来还有几个月要干，前面风浪又险恶，完全没有上岸的心情。像好望角，合恩角，这都是风浪比较大的地方。好望角我是走的多了，合恩角没有去过，因为有巴拿马运河嘛。但是像那远洋油轮，太大个，过不去巴拿马运河，就得走合恩角。
像我们那时候，船上都得配一个电报员。每三个小时发一次报，三点、六点、九点、十二点。最重要就是报方位，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要不然你这船就算是丢了，后果很严重的。现在么好了，有全球定位，实时追踪了。当时电报员可是船上很重要一职位，后来不行了，现在船上哪还有电报员啊，都改传真了。当时的电报员就是有两个选择，可以考试转二副，也可以给安排转业，不在船上干了。
当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情就是，过了好望角，往北到马达加斯加那的时候，说有台风。台风就是在赤道产生，然后往两边走。当时公司花钱请的那种专家组，有洋流专家，气象专家什么的，属于是算得特别精确。当时专家组怎么说的，让我们停下，不走，就等。哎，那不能不听啊，不听不就等于是白请了吗。专家说你等一下，他们得看那个台风是直着上到马达加斯加岛上，还是上不了，沿着海岸线下来。最后说是变成强风了，就是没有旋，往一个方向刮。确定了才能走。像他们那些专家都是一个大屏幕，就跟电影里面演的似的，上头各种信息，实时投影，然后精确地计算。
我们船上有厨师，有电焊的，有工人，但是没有医生。没有医生吧，但是又有手术台，还有那些急救用的各种东西。因为海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紧急的，比如说急性阑尾炎，不切就得死，切了就能活。这种就是得和岸上专家联系，然后专家指导，拿刀做手术。这时候谁拿刀啊，就是二副要拿手术刀。
哎呦，那这电报员转二副的考试不容易啊。
那可不。但是我们跑船的这些医疗方面都得会一点，像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我们都有证的。还有消防的证。干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是从头开始，怎么着也得培训半年，然后实习。
当时跟我一块跑船的，基本上都算是干到头了。都是轮机长，船长什么的。再就是像我，不干了。跑船是真枯燥呀，那种生活，现在再要我去过，不可能了。
于是公路继续在无尽的远方起伏着，云彩随着节奏慢慢溶解，天际的轮廓隐入平凡的时间。对话的建筑，透明的建筑，它在铁和石头的城市中渐渐形销骨立，而又始终维持着一种深刻的痕迹。
“你一看就属于那种好学生，”大叔最后跟我说，“有的学生一上来，看得出来就是那种玩玩闹闹的。但是现在很多孩子，也不排除是看着玩玩闹闹的，但是学习是也不错。”